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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经学视界审视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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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回归经学视界审视诗学

作者:项念东,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一个远离经学的年代,从前被奉为经典的“五经”,逐步褪去了崇高光环,回归其前史、哲学或文学典籍的学术身份,加之现代学科分治,咱们已然习气将《诗经》看作先民歌谣,视《尚书》《春秋》为古史孑遗。

《魏晋经学与诗学》刘运好 著 中华书局

可是,一旦复原前史,难免会发现一个无可辩驳的现实:“经”以及由传述“经”而构成的“经学”,对汉代今后的学术、文明具有巨大的前史穿透力——文学天然也不破例。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原道”“宗经”之说,正是经典的理论归纳。所以,读到刘运好教授三大卷新著《魏晋经学与诗学》时,一个尘封良久的学术论题忽然又灵性鲜活地出现在眼前,那便是——回归经学的视界来审视诗学。

回归经学的视界,首要有必要供认经学而非其他乃是我国两汉今后学术史的骨干。

讲论学术史的人常有一个话头,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形而上学、隋唐梵学、宋明理学,加上清代考证学,构成一部我国学术史的根本结构。“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俨然成为学术史开展的一个规则。可是,假如顺着我国学术的“原有头绪”来看,两汉以下,不管儒学以何种面貌出现,道家道教的思维怎么开展,释教禅宗又以怎样的进程影响到我国思维,经与经学,一直仍是贯穿我国学术开展史的主体形状。只不过,玄风煽炽、佛法发达,抑或天理人心之辨、名物训诂与大义微言之争,作为从前某一个前史时期的“学术新潮”,或多或少会遮盖经学本应有的位置。

1902年3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端连续宣布《论我国学术思维变迁之大势》。其中就说到,三国、六朝为道家言猖披年代,乃我国数千年学术思维最式微之年代。稍后,以经学名家而讲学湘垣的皮锡瑞也在《经学前史》中把魏晋六朝视为“经学中衰年代”。虽然后来的学者未必都这么认为,或指出“旧”“新”替换之际的杂乱,或如宗白华所说,“政治上最紊乱、社会上最苦楚”而“精力上极自在、极解放”,但魏晋时期的儒学尤其是经学化儒学,的确被轻视了在思维史上的开展位置。所以,《魏晋经学与诗学研讨》开篇即指出:“本书开宗明义:魏晋并非‘经学中衰年代’,而是经学开展的第二个昌盛期。”作为直接的证明,便是全书上编以30多万字篇幅钩沉史料而复原出的一部魏晋经学开展史。为了剖析这一积非成是的学术公案,作者的魏晋经学研讨,既有微观上的全体考索,开掘各个前史时段经学成果、开展、特色及其生成动因;又有微观上的个案剖析,经过具体证明发生于魏晋时期几部典型的经学作品,为微观考索供给典范上的支撑;并且还不惜篇幅,钩沉考索,专列“魏晋经学作品一览表”,将可考的656种魏晋经学作品一望而知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在“魏晋经学的全体考索”中,作者曾不无自傲结论道:“魏晋经学‘中衰’说的完结。”我信任,作者的结论是经得起前史查验的。

可是,重写魏晋经学史并非作者的终究意图,其更大的问题视域乃在于说明魏晋诗学的发生与开展,不只建根据以经学为体、玄佛为翼的“一体两翼”的学术思维架构之上,并且这一时期的诗学与经学、形而上学、梵学存在着一种杂乱的或共生或依靠的联系。这既是魏晋思维学术的客观存在,也构成《魏晋经学与诗学》“下编”明显的问题认识。因而,回归经学的视界且立足于“一体两翼”的思维构架审视诗学,必定诗学的思维关心,也就意味着要打破单纯地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视角,抉发我国诗学传统的思维形式。

在作者看来,“经学之于诗学是一种生生之源的联系”,“‘经学化诗学’是我国诗学理论的根本特点”。缘此,作者一方面以王弼《周易注》、杜预《左传》学等经注个案为中心,擘析经学中的“诗性才智”;另一方面紧扣曹丕的本末文质之思、阮籍乐论中的“以和为美”、陆机“缘情绮靡”说的前史文明生成、《抱朴子》文学思维的内涵杂乱性等一系列魏晋文学思维的典型论题,建立其根本学术判别:魏晋经学更多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思维价值体系,浸透、影响到诗学之中”。也便是说,相对前代,魏晋诗学固然有了更多的审美认识的自觉,但功用论性质的儒家诗论依然作为一种学术底色盘桓于诗学之中。

其实,早在百年之前,冯桂芬即说到,“如后世之言诗,止认为吟咏性格之用,圣人何故与《易》《书》《礼》《乐》《春秋》并列为经?谓可被管弦、荐寝庙,而变风、变雅又何为者?尝体会群经而始知,诗者,民俗升降之龟鉴,政治张弛之来源也。”假使衡之以现代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界定,冯氏之说不过是陈腐的传统诗教论的连续。可是,经学视界中的诗学,历来就不只是审美的,更背负有社会生活中价值断定的责任。

当然,回归经学视界审视诗学,并不逃避魏晋形而上学、梵学与诗学的内涵相关。精确地说,作为一种新的思维资源,魏晋年代的形而上学与梵学深深影响到我国诗学的理论形状与美学品质。得意忘象的哲学思辨、越名任心的精力寻求、象外之谈的审美转化、文外之旨的诗学生成等等,从王弼、嵇康、郭象、陆云、张湛,到支遁、道安、慧远、僧肇、僧叡,一系列思维史个案的诗学观照,构成全书对魏晋诗学新的思维触发点的剖析图谱。

作者的学术视界是宽广的,更重要的是,他不断提示读者留意思维学术的“杂乱”。这既契合学术史、诗学史的根本生态特点,实际上也给学界的进一步研讨预留了宽广的“空间”。这也难免令人想起库恩在谈及科学范式的革新性变化时所说到的,“新理论的同化需求重建从前的理论,从头点评从前的现实,这是一个内涵的革新进程,这个进程很少由独自一个人完结,更不能一夜之间完成。”思维的开展历来不是一蹴即至的,其内涵的杂乱性,尤其是其诸要素的彼此羁绊往往更能见出思维史的本来面貌。应该说,《魏晋经学与诗学》对魏晋儒学与形而上学、梵学等思维资源内涵羁绊联系的剖析,尤其是所提示的问题视域,无疑是值得考虑的,也是极端风趣的。

我常常在想,书关于咱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仍是翻开考虑之门,取得走出思维蒙昧之地的启示?应该都有,而我更喜爱后者,所以读刘运好教授这部三卷本的作品,重视的也正是这一点。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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